红色通道纪事之二

　　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，中国共产党走上了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道路，在关于中国社会性质、对象、动力、前途等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上，迫切需要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认真加以解决。由于当时国内正处于严重的白色恐怖中，很难找到一个安全的开会地点，加上1928年春夏间将相继在莫斯科召开赤色职工第四次大会、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和少共国际第五次大会，考虑到届时中国共产党都将派代表出席这几个大会，而且中共中央也迫切希望得到共产国际的及时指导，遂决定党的六大在莫斯科举行，并于1928年3月获得了共产国际的同意。

　　但是，在当时苏联和中国国民党政府断绝外交关系，中国国内白色恐怖严重，国民党蒋介石到处捕杀共产党人的情况下，六大代表怎样才能安全抵达莫斯科，成为一大难题。这时雪中送炭的，是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。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米特凯维奇参加了中共六大的准备工作，共产国际工作人员洛蜀夫具体负责保证代表们旅途安全工作。他们和中共临时中央密切配合，在哈尔滨、绥芬河、满洲里等地下交通站，接送代表们过境。从此，中共六大与绥芬河这座边境城市，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交集，在绥芬河国际红色通道上留下了光辉足迹。

　　据史料记载，参加中共六大的代表共计142人，其中有许多人就是经过绥芬河和海参崴这条红色国际通道出入境的。从绥芬河出境的六大代表有瞿秋白、蔡畅、徐特立、何叔衡、龚饮冰、李文宜、杨之华、方维夏、龚德元等，共计19人。从绥芬河入境的六大代表有周恩来、邓颖超、李立三、蔡畅、邓中夏、罗章龙、项英、杨之华、向忠发、张国焘、龚饮冰、毛简青等51人。另外，经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证实，还有5名六大代表，也是从绥芬河出入境的。

　　据张福山著《护送中共六大代表》记载，“走绥芬河路线的，由哈尔滨乘火车，到达绥芬河后，与一个俄国铁路工人接头，被安排在他家休息吃饭。到了晚上，由这个俄国人带路过境，需要翻山涉水，走很长一段路才能过去，晚上起程得第二天早上才能到达苏联境内。然后先乘火车去海参崴，再由海参崴换乘去莫斯科的火车，由海参崴去莫斯科差不多走一个多月。哈尔滨接站尽量不安排这条线路，但有时来哈的人多时，就得分散行走，曾安排过一、二次。据史料记载，第一次安排蔡畅、龚饮冰等4人，第二次安排瞿秋白等4人。”

　　《安徽党史研究》(1989年第三期)刊载的《安徽代表出席中共六大情况》说，“安徽代表龚德元回忆，他离开芜湖到上海，经中央安排住在‘鹿鸣旅馆’。之后，河南代表李鸣、云南代表王炳南(应为王德三)、广东省两名代表，相继住进旅馆。中央将他们5人编成一组，组长李鸣。5月下旬，他们5人由中央交通处安排，乘日本邮轮‘神户九’到大连，然后转坐火车到哈尔滨，住道里十三道门(原俄租界)。按照上海中央交通处交代的地址，龚德元和李鸣二人，携接头物品：一只火柴盒，盒底有5个小眼，表示5个人，在道里十六道门与共产国际东方交通部交通站接上了关系。此后，代表们的行程遂由国际交通员具体安排。6月初，代表们在国际交通员带领下，于夜间从绥芬河徒步跨越中苏边境，拂晓时抵达苏联边境城市双城子，而后又从海参崴乘火车直抵莫斯科。龚德元从芜湖出发，途中走走停停，到莫斯科参加六大时，时间已是6月22日左右” ，六大已经开幕好几天了。

　　另据丁基实(六大代表)在《参加中共“六大”的回忆》中记载，经海参崴从东北回国的还有山东的六大代表丁君羊(即丁基实)和他的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的爱人于培真(于佩贞)，他们从莫斯科经赤塔到海参崴，然后转向西南到绥芬河(旧称五站)偷越国境，乘火车到哈尔滨。丁君羊回忆说：“我们到了海参崴后，住在满是树林的一座旧别墅里，等了约两三个星期，不准随意外出，但在这里有中国饭菜吃。出发时间确定以后，先乘火车到绥芬河(编者注：应该是绥芬河对面的俄罗斯格城车站)，这是一个边境小站，我们在一间小屋里住了一天，第二天晚上，有一位苏联向导领着我们爬山越岭，穿过莽草丛生的山林，天快亮时才越过了边界。躲在边界线的中国境内，小火车站站台前面，为铺铁轨，筑起约二三米高的路基，我们就躲在路基下边，由苏联向导到车站替我们买了车票，分给大家。等火车开行前两三分钟，大家奔出来爬上火车。我们穿着不中不西的各式服装，路警一时搞不清是哪来的旅客，火车就要开了，只好让我们上去，无法检查留难。火车走了一整天时间，到了哈尔滨，各自找投宿处。”“我们从哈尔滨到大连，再由大连乘船到青岛，到青岛已是十月末。”这里叙述稍显混乱，但丁基实从绥芬河入境，应是无误的。

中共六大主会场。2009年和2010年两次遭遇火灾，已被严重损毁。

当年绥芬河通往格罗捷阔沃边境站的别勒洼交通线。

中共六大速记报告(第二卷，俄文版)